那天晚上,我從我父母的家裡,給彼得羅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。我詳細地跟他講述了發生在莉拉身上的事情,我說我很想幫助她。他在電話的那頭,很耐心地聽我講,後來他甚至表現出了合作態度,他想起了比薩的一個研究希臘文化的年輕學者,那人對計算機非常狂熱,想通過計算機在語文學領域掀起一場革命。這讓我覺得很感動,因為彼得羅總是一門心思地在做自己的事兒,但在當時,出於對我的愛,他想做一件對我有用的事情。
「你聯繫一下他,」我懇求他,「你跟他說一下恩佐,沒準會有幫助呢,說不定能冒出來一個和計算機相關的工作機會呢。」
他向我許諾說,他會做的。最後他補充說,他記得,馬麗婭羅莎和一個那不勒斯的年輕律師有過一段短暫的交往。他也許能聯繫上這位律師,問問對方能不能幫我。
「幹什麼?」
「幫你的朋友把錢要回來。」
我一下子充滿了熱情。
「那你給馬麗婭羅莎打電話。」
「好的。」
我又叮囑了一句:
「不要只是表面上答應我,你真的要打電話啊,拜託了!」
他沉默了一下,然後說:
「你現在說話的語氣,特別像我母親。」
「什麼意思?」
「她特別在意一件事時,就是這個語氣。」
「不幸的是,我和她差別太大了。」
他沉默了一會兒說:
「幸好你和她不一樣。無論如何,在這方面,誰也沒法和她比。你跟她講講這個姑娘的事情吧,她會想辦法幫助你的。」
我給阿黛爾打了電話,我覺得有些尷尬,但我想到了她為我的書,還有佛羅倫薩的房子做的事情,我就忘記了自己的尷尬。她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女人。假如她需要一個什麼東西,就會拿起電話,一環套一環,總能達到她的目的,她總能讓人無法回絕她的請求。她能自如地跨越不同的思想,她不尊重既定的社會等級,她對那些打掃衛生的女人、公司職員、企業家、知識分子、部長都一視同仁,都用一種客氣的、保持距離的語氣和他們說話,就好像不是她請求別人幫忙,而是別人有求於她。我給阿黛爾打了電話,先是對我的打擾表示歉意,我很仔細地講了我朋友的事,這激起了她的好奇,也讓她義憤填膺。最後她對我說:
「讓我想想。」
「好的。」
「我能給你一個建議嗎?」
「當然了。」
「你不要害羞,你是一個作家,你要利用你的身份做些事情,讓人感覺到你的分量。這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時期,一切都在毀掉重來,你要加入其中,你要出面。你從這些人開始,要讓他們無路可走。」
「我要怎麼做?」
「你要把這些事情寫下來,要嚇嚇索卡沃,還有那些像他這樣的人。你一定要寫,你能答應我嗎?」
「我試試。」
她給了我一個名字,那人是《團結報》的主編。